七月的桦城，热浪裹挟着化工厂特有的酸涩气味，黏腻地贴在每个人的皮肤上。
红星化工厂三根巨大的烟囱如同永不疲倦的怪兽，昼夜不停地向灰蒙蒙的天空喷吐着黄烟。
那些烟尘缓缓沉降，给厂区外的红砖家属楼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灰衣。
周明远猫在火车站旁的一条窄巷里，手心微微出汗。
他警惕地西下张望，确定没有戴红袖标的联防队的身影，才迅速从军绿色挎包里掏出个小盒子。
“看看，最新款。”
他压低声音，对着围过来的两个青年打开盒盖。
丝绒衬布上，五六块电子表屏幕闪着廉价的蓝光，数字跳动。
“南边来的货，全桦城独一份。”
巷口飘来邓丽君甜腻的歌声，是从旁边一户人家窗户里钻出来的。
声音断断续续，像是怕人听见。
一个梳着分头的青年拿起一块表，对着昏暗的光线仔细端详：“远哥，这玩意儿准不准？”
“废话，电子表，比咱火车站那个大钟都准。”
明远咧咧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十五一块，不要票。
戴上去文化宫跳舞，那些姑娘眼睛都得看首喽。”
分头青年显然心动了，摸索着口袋。
就在这时，一声刺耳的哨响撕裂了午后沉闷的空气。
“联防队的！
站住！”
明远头皮一炸，条件反射般合上盒子塞进挎包。
“操！”
他低骂一声，推了分头青年一把，“分头跑！”
三个年轻人像受惊的兔子般窜进迷宫般的小巷。
身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愤怒的吆喝。
明远对这片熟得闭眼都能走，他左拐右突，肺里火烧火燎，耳边全是自己咚咚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。
差一点，就差一点就能拐进家属院了——一只手猛地从旁边伸出来，狠狠揪住了他的胳膊。
明远猝不及防，被拽得一个趔趄，挎包带子断裂，盒子掉在地上，几块电子表散落出来，在尘土里闪着微弱的光。
“小兔崽子，挺能跑啊！”
抓着他的联防队员喘着粗气，脸上带着抓到猎物的得意。
明远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他被扭着胳膊，推搡着往巷口走。
挣扎间，他抬头，血液瞬间冻住了。
巷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推着一辆二八大杠凤凰自行车停下。
藏蓝色的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，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，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、红底金字的徽章——红星化工厂的厂徽。
是父亲周建国。
他刚下班。
周建国的目光落在儿子被扭住的胳膊上，落在联防队员的红袖标上，最后，定格在散落一地的电子表上。
他的脸原本就因常年车间劳作而显得严肃刻板，此刻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，黑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。
明远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、洗也洗不掉的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。
周围渐渐聚起几个看热闹的邻居，交头接耳。
联防队的负责人认识周建国，语气稍微客气了些：“周主任，你看这……你儿子搞投机倒把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。
我们得带回去……”周建国额角的青筋跳了一下。
他推开自行车，一步步走到明远面前。
那脚步声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巷口显得异常沉重。
没有任何预兆，周建国抡圆了胳膊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明远脸上。
明远被打得脑袋一偏，脸上立刻浮起清晰的五指印，火辣辣地疼。
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几乎听不清父亲接下来的咆哮。
“丢人现眼的东西！
厂里给你的工不做，学这些歪门邪道！
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”
周建国的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我们周家三代工人，清清白白！
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玩意！”
那记耳光与其说是打在儿子脸上，不如说是打给联防队和所有围观者看的。
是一种划清界限，是一种姿态，是维护他和他所代表的“工人阶级”那不容玷污的“清白”。
联防队员讪讪地松开了手。
周建国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怒火，对负责人保证：“人我带回去，一定严肃教育！
绝不再给组织添麻烦！”
负责人顺水推舟，又批评教育了几句，带着人走了。
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去，留下几句窃窃私语。
周建国看也没看儿子一眼，弯腰默默捡起散落的电子表和摔坏的盒子，塞进那只破挎包，然后一把拽过明远的胳膊，几乎是拖着将他往不远处的家属楼里弄拽。
明远踉跄着，脸上灼痛，但心里那股火比脸上烧得更旺。
屈辱、愤怒、还有一种冰冷的失望，几乎要将他吞噬。
他死死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
家，是二楼一间不足五十平米的屋子。
陈设简单，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奖状和“先进生产者”的锦旗。
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和饭菜味。
林秀芳，明远的母亲，正端着盘炒白菜从厨房出来。
看到父子俩一前一后进来，丈夫脸色铁青，儿子脸上带着清晰的巴掌印，她一下子愣住了，眼神里掠过一丝惊慌和担忧。
“孩他爹，这……明远，怎么了这是？”
周建国把破挎包重重摔在椅子上，发出的声响让林秀芳哆嗦了一下。
他闷着头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“大前门”，抖出一根点上，狠狠吸了一口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色更加难看。
明远谁也不看，径首穿过小小的客厅，把自己摔进里屋的床上，用力摔上了门。
“你……”林秀芳想说什么，却被周建国一声沉闷的咆哮打断。
“慈母多败儿！
看看你教的好儿子！
投机倒把！
差点让联防队抓走！
我周建国一辈子堂堂正正，老了老了，脸面让他按在地上踩！”
林秀芳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摆好碗筷，眼神却不时担忧地瞟向紧闭的房门。
门外，周建国的斥骂声和烟雾一样无孔不入。
门内，明远趴在床上，把脸埋进枕头，试图隔绝一切。
枕头下有硬物硌着他，他烦躁地伸手摸索，扯出来一个旧牛皮纸信封。
信纸己经泛黄，字迹是母亲的，娟秀而熟悉。
信没有写完，也没有寄出。
“……建国，最近总是头晕恶心，厂里医务所开了药也不见好。
厂区后面那口井的水，味道越来越怪，漂白粉都压不住。
前几天听化验室的小王偷偷说，咱厂排的水可能……可能有问题，有毒。
我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，真怕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……”明远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。
母亲。
难产去世的母亲。
他猛地坐起身，攥着那页薄薄的信纸，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一股寒意瞬间冲散了脸上的灼痛，明远陷入沉思，因为信上的日期，距离母亲因“难产”去世，还有一年。
窗外，化工厂烟囱的巨大阴影斜斜投下，笼罩了整片家属区。
黄烟依旧不紧不慢地吐着，仿佛要永远这样吐下去。
一种冰冷的、尖锐的怀疑，像一枚淬毒的钉子，第一次狠狠楔入了周明远年轻的心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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